那么，社会生理何在呢？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民生主义》）。他力主的是调和，并由此建立了他的国家学说：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数十万年矣。（《民生主义》）
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孙文学说》）。而且，“人类自入文明以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调和、互助，便能进化，固然是反对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国家之说，未免在此失足了。“天性所趋”，已是太抽象了，而进一步把政治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
因此，他一方面力主“时势造英雄”，在他的《孙文学说》中，以拿破仑和华盛顿为例，指出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夫华拿二人之于英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