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可以和儒家之“自致不朽之域”相比勘。只是这里使用了儒家尤其是理学的伦理，但开出的支票却是道教的仙箓。也是拿关羽崇拜作为榜样，展示出儒道既已合一，伦理价值观念亦趋于亲密无间。
理学发掘出这个价值非常得意，故特意将《大学》章从《礼记》篇中单独抽出，作为后世基础教材“四书”之一。陈寅恪特别重视，以为韩愈标举此节，是“吾国文化史中最有关系之文字”：
儒家书中最具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合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治经之途径者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