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民国前期的老参谋，他们当时运不济，灰心感、无力感降临，往往借助信奉怪力乱神，到了邱清泉这一代新军人，则除了清醒的头脑、卓越的胆识，尚有对民主精神的信奉，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留学的教育背景毕竟不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其人品及行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响。他的参谋生涯不长，以后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他牢骚式的对国防部参谋部的怀疑，乃是参谋生涯的延伸，正像恋爱中的嫉妒和怀疑一样，往往百发百中，他眼中的鬼影憧憧，亦丝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处理昆明学潮事件，和旧军阀的颟顸做法确有不同，冷静、理性，且和教授里的头面人物直接对话，而能大体稳盘，这在板荡紊乱的局势中确需头脑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来自于他做幕僚时节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1944年在反攻龙陵之前，第五军驻于昆明郊外之北校场。为了回应大学教授的质询，他与西南联大众教授举行座谈会。闻一多、李公朴、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参加。
当时西南联大民主思潮喷涌，言论尺度激烈。而国民党省党部形同虚设，对联大师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对垒，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军书傍午，但他还是动了主动了解沟通的念头，乃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当时基层中小县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不要说大学毕业生是绝无仅有，就是高中毕业的人也很少。他们智识程度这样幼稚，要让他们督促县长，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擘画地方行政建设，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们惹起的纠纷，也往往是鸡毛蒜皮低层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祸就变成大祸。所以像邱先生这样的高阶将领，还要在戎马倥偬的关头，拿出国学西学的底子，来和社会的一部分人交锋，也真令人感慨不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