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除德教外，还必须抓住法制这一环。王符不是那种以为只有德教就可以收到万能效果的腐儒，他对刑法的作用有很正确的认识。他特别说明：“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救）世之言也。”对于法令的地位，他这样强调：“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154]
三、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
仲长统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成果，以严密的理论思维和大胆的反传统勇气，对正宗神学思想的核心——天人感应说进行挑战，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理论命题，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事与天道是治理国家的两个要素，但他所取的天道是指“顺四时之宜”的自然法则，而“备于天人之道”的神学虚构则被他摒弃于“治天下之本，理生民之要”之外。
他引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丙吉、魏相、陈平、周勃、霍光等“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人们的行为与施政措施是关乎社会兴衰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次要地位。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