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海南，简直就是当时变革中的微缩版中国，从1988年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开始，海南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土。就像美国狂野西部的淘金者一样，自由、机会、利润让数十万人来到海南实现个人梦想，甚至诞生了一个历史名词“闯海”。在海南开发中，房地产业的兴盛和衰落成为90年代海南经济最重要的标志，以至于我们今天谈起房地产市场时，还会追忆二十年前海南房地产市场的经验教训。当时过度投机的海南住房价格在1993年达到巅峰，之后一路向下，多年时间都没有再度抬头。
     在一片萧条之中，海南发展银行(后简称“海发行”)成立了。海发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在合并海南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蜀兴信托投资公司、海口浙琼信托投资公司、海口华夏金融公司、三亚吉亚信托投资公司5家信托的基础上，向大陆募集股本的方式设立的。海发行注册资本16.7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币5000万美元)，由海南省政府控股(出资3.2亿元)，一共有包括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在内的43个股东，其中原五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股东22家，以净资产6.31亿元入股，占总股本37.63%。
     截止1996年底，海发行资产规模86亿元，比1995年增长26%，比开业前增长94.3%，增长近一倍。各项存款40.5亿元，比1995年末增长58.8%，比开业前增长152%，在岛内各银行中增长最快。各项贷款36亿元，比1995年增长16.1%，比开业前增长97.8%。1996年实际利润1.25亿元，上缴利税3924万元。1996年经人民银行总行和广东省分行批准，海发行在广州设立第1个省外分行。
     1997年海南城市信用社发生支付危机，1997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分行(简称“人行海南分行”)发布公告，将28家城市信用社并入海发行，另外5家已经实质破产的信用社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海发行托管。而城市信用社的巨大债务压力加速了海发行已有的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的暴露，人行对海发行进行了多次流动性救助。
     1998年6月21日，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发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海发行进行关闭清算，指定中国工商银行(后文简称“工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保证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进行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
     2.1、1991-1993:房市疯狂上涨，金融业连带膨胀
     1991年起，我国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1991-1993年GDP增速为17%、24%、31%，M2增速由1991年的26.5%升至1993年的37.3%，CPI同比增速自1992年6月起陡峭上行，一路跃至1994年10月的27.7%，全社会固定投资也步入快车道，1991-1993年的固定投资完成额增速高达24、44%、62%。
     海南自1988年建省之初，就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原则，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基本上放开价格，指令性计划指标很少，市场化程度高，同时经济特区的性质使其拥有许多的优惠政策及特权，容易成为投机者的热土。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1992年3月9日，曾引起争议的中国首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海南的投资潜力得到全面释放，各地投机者蜂拥而来，大量热钱涌入岛内，1992年至1994年流入海南的资金达1000多亿，其中多数来自银行借贷资金，海南从借差省变为存差省，1992年存差高达77.29亿元，而这一数目至1993年5月为212.2亿元。
     在此背景下，1992-1993年，海南楼市陷入疯狂，房地产公司由1991年底的351家上升至1993年底的4830家，商品房建设完成投资额由1991年的12.76亿元升至1993年的57.2亿元，在销售方面，1991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1400元/平米，1992年升至5000元/平米，到1993年上半年涨至7500元/平米，1992年，房地产业对海南GDP的贡献也由过去的2%升至11%。
     房地产的热潮带动了金融业的规模的扩张。巅峰时期，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成倍增长，贷款余额同比也增长三成以上。截止1993年底，全省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达到2068家，其中信托投资公司20家，城市信用社32家。信托公司和城市信用社利用全国银根宽松及海南的优惠政策和自身融资渠道广、方法灵活的优势成为海南开发建设中最为活跃的投资中介和投资主体。1992年末，海南金融信托公司和城市信用社存款余额71亿元，贷款余额60亿元，占全省社会存、贷款余额的两成以上。全省信托公司、城市信用社的自有资本达12.5亿元，是1987年的0.67亿元的18.7倍。
     1994年以前，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的信托业曾是海南的一个标志，建省4年来，全省平均每年完成投资30多亿元，大体是引进外资、国内投资、本省投资各占三分之一，而在本省投资中，信托投资公司大体也占三分之一。在房地产泡沫高潮时，海南信托类公司达21家。信托公司80%的资金投向了房地产，而贷给企业做实业的款项中又有80%间接投资在了房地产，地产与信托互相推动，飞速膨胀。后被海发行合并的五家信托公司，这几家信托公司均成立在海南建省前后，在1992-1993年间，这四家公司发展良好，部分甚至作为典型的先进单位。
     当海南地产击鼓传花的游戏还在继续的时候，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踩起了急刹车，1993年6月23日，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
     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出台，《意见》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对靠大量外来资金输血的海南房地产带来较大影响。至9月前后，若干持有土地、房产项目、期房甚至现房的开发商或炒家迫不得已为缓解资金压力开始卖出资产，房价始而回落。1993年8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再次提出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要加强管理。
     调控之下，海南全省房地产市场疲软，商品房交易清淡，价位下滑。至1993年末，全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比上年下降58%和33%。商品房价格跌幅较大，现房平均下跌15%左右，期房平均下跌20、30%，甚至有价无市。1993-1995年间，海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的房地产开发增速为90%、0%、-32%，海南GDP的增速也由1992年的53%滑落为41%、27%、9%，1994、1995年增速小于全国水平。
     海南房地产降温后，集中在房地产上的百亿元资金绝大部分被套牢，资产质量恶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逐步上升，一些金融机构只能靠高利吸存、高利拆借，靠新增负债维持日常周转。1994年末，海南查出违章拆借金额5.09亿元，占实际拆借金额的12.3%;94笔存款超过规定利率，涉及金额4亿元;68笔贷款超过规定利率，涉及金额1.1亿元。而大部分信托公司因为积压了大量的地皮和在建楼盘，投资收益率低，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经营亏损日趋严重。截止到1994年末，信托公司锐减为13家，即使未倒闭的信托公司，如曾叱咤一时的华银信托和赛格信托，在其后只能通过虚假销售债券的方式弥补债务漏洞，最终以倒闭告终，到2003年12月，全国信托重新登记时，59家信托公司无一家隶属海南。1995年8月，海南信托业所欠岛外债务总和已有200亿元左右。
     据相关资料1，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找到高层，申请成立一家海南的股份制银行，解决海南金融体系的遗留问题;而当时信托业正面临第四次大整
     顿，信托公司或停业整顿、或在政府主导下转型成证券公司、或组建商业银行，在人行海南分行行长马蔚华的建议下，当时的央行副行长郭振乾特批这几家信托公司整顿重组，从而使改造信托公司设立一家银行的思路得到国务院同意。
     1995年8月海发行正式成立，至其第一次股东大会为止，海发行实收资本10.7亿元。5家信托入股时的净资产经评估为6.31亿元，信托公司转为海发行的支行。开业之初，海发行资本充足率8.8%，存贷比167%，中长期贷款比例859.8%，流动性比率7%，资产负债状态较差。
     尽管存在先天缺陷，海发行的经营仍不乏亮点。1996年是海发行第1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当年末，全行各项经营指标均有显著改善，收息率在90%以上，未发生一笔呆滞贷款。通过吸收新存款和举新债，已偿历史债务26.4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9.9%。全行实现税前利润1.25亿元，扣除税金和应提款项，可分配利润9350万元，每股红利8.8%。在国际业务上海发行也取得进展，与境外36家银行及其403家分支行建立代理行关系，外汇资产规模达1.7亿美元。
     海发行经营平稳不乏亮点的背后，也存在一些经营上的违规操作，比较明显的就是高息揽储和违规放贷。1996年海发行5年期存款利率一度高达22%，以后逐步降至18%，但仍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水平，还变相向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支付高息达1.25亿元。在贷款方面，经查，海发行解放支行违规发放贷款总额9228万元，占该行贷款总额的54%，儋州支行违规账外贷款3700多万元，占该行贷款总额的40%。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同样波及到了城市信用社，34家城市信用社直接和间接用于房地产业的贷款和投资约50亿元，占贷款和投资总额的58.6%，占资产总额的36.8%，城市信用社投入房地产的大量资金难以收回。城市信用社财务状况恶化，
     亏损严重，资不抵债，1997年5月末，34家城市信用社累计亏损7.39亿元，其中32家累计亏损7.37亿元。1997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稽核核实，海南省34家城市信用社有30家资不抵债。
     城市信用社长期积聚的风险随着挤兑潮的出现而彻底爆发。1997年5月，由于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作案在逃，引起储户产生恐慌心理，挤提存款，继而琼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东占用大量贷款无力支付到期债务，也出现支付危机。随后，这一问题波及全省10多家城市信用社，引发了全省城市信用社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
     为了维护海南的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在信用社支付危机后采取了保支付、清理整顿、派驻工作组和处置等一系列举措，选定海发行兼并接受城市信用社的方法，形成《处置海南城市信用合作社支付危机的实施方案》(后文简称《实施方案》)。
     1997年12月1日，人民银行对《实施方案》进行批复，对海南34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区别情况，采取以下方式处置:7家有净资产或资不抵债数额较小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在自愿的前提下予以保留;5家违法违规经营，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支付到期债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予以关闭，冲销损失后，其有效资产和相应负债，转由海发行托管;其余22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并入海发行。1997年12月16日，人行海南分行发布公告，28家信用社并入海发行。1997年12月22日，海发行恢复对归并的原28家城市信用社储蓄存款和合法利息支付，12月29日，恢复支付被关闭的5家信用社10万元以内的储蓄存款。
     兼并信用社后，海发行采取了“限息政策”，即针对原本信用社承诺给予20%甚至以上利息的个人储户，海发行只能确保兑付本金及7%的利息，使得一部分追求高息的储户将资金取出，转投其他平台，而这些储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储户的担心，加之出现了一些海发行无力兑付的传闻，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1998年春节过后，海发行出现了挤兑潮。
     针对挤兑潮，各方也是积极采取措施:(1)央行给予了近40亿元的再贷款资金;(2)海南省政府一面动员近7亿元资金进入海发行，包括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金，并出面协调把过去海发行上缴的2877万元税金暂退回海发行，一面组成公检法于5月进入海发行，协助追剿债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甚至发文暂缓收取所有关于海发行债权案件的起诉费用;(3)海发行也一度开出了18%的存款利率希望能吸收存款。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缓解公众对海发行的担忧，同时整体经济环境无法给海发行提供后续资金，清偿只能靠人民银行再贷款支撑，1998年3月22日，人行“断奶”，海发行丧失了清偿能力，在公众和金融同业中的信誉丧失殆尽。1998年5月海发行在深圳设立分行希望借由岛外资源吸储，至6月初，海发行个人储户每日只能支取100元。
     1998年6月21日，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发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海发行进行关闭清算，指定工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
     1998年6月30日，工行划转50亿备付额度到工行海南分行的账上，当日兑付原海发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3.89亿元，截止7月27日，已兑付应付额的78%，其中77%转存中国工商银行，至8月，每天的兑付量由一开始的3亿多元回落至2000-3000万，同时，工行海南分行对机构和企业存款者的债权登记确认。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海发行从成立走向了倒闭。梳理海发行的倒闭始末，我们认为，挤兑潮的发生是其倒闭的直接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其自身经营时存在的不合规和对风控的忽视。
     变现，这是海发行倒闭的一大重要原因。
     尽管合并的信用社的贷款质量更差，但原海发行的资产质量也不容乐观，原海发行逾期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66%，贷款手续不全的占贷款总额比3%。在海发行遭受兑付危机之时，海南省政府组织公检法入驻海发行，协助追缴债务，截止1998年6月21日，海南各级法院受理以海发行为原告的386件案例，诉讼标的54.18亿元，但无一起判决执行。较差的贷款质量短期不能救火，即使没有倒闭，长期来也对银行运行造成不小的隐患。
     海发行的风控薄弱主要体现在:
     (1)风控制度缺失，工作人员合规意识差:海发行没有设定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和措施,支行对信贷部门、总行对支行在信贷风险管理上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制度的缺失使得海发行管理混乱，海发行一方面没有统一的贷款操作程序，全行近半数的贷款或贷款手续不全，或抵押担保手续不全，甚至有先贷款后办手续的情况;另一方面，总行对分支机构管理薄弱，总行本部和分支机构各做各的业务，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总行埋怨支行连累总行，支行抱怨总行未尽管理责任。
     (2)违规放贷十分普遍:海发行存在许多违规放贷，这些贷款用途和还款能力都无法保障，海发行的违规行为包括人情贷、自批自贷、向同一贷款人发放超过比例的贷款、大量向股东发放无担保贷款等。经查，海发行解放支行违规发放贷款总额9228万元，占该行贷款总额的54%，儋州支行违规账外贷款3700多万元，占该行贷款总额的40%;
     (3)贷款投向单一:贷款投向缺乏多元化意识也是海发行风控薄弱的一个表现，在海南金融业已经因为与房地产过于紧密而遭受重创后，海发行的贷款仍有80%投放于房地产和相关行业，在1996-1997年间，海南房地产业继续萎靡，其房地产开发的固定投资额分别下滑56.3%、52.95%，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发行的贷款有去无回。
     行政的干预，往往带有强制性，比如在《实施方案》中，提及可能出现股东大会不通过并入决议的可能性和解决方案时，其拟采取的政策包括“人民银行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分别做海发行大股东的工作，讲明原因、利害，说明这一政策的行政强制性。”
     海发行的成立和倒闭，都脱离不开行政的干预。这两次干预对海南本省的金融发展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海发行本身来说，却种下了其走向覆灭的种子。
     第一次干预:合并信托公司，带来债务和公司治理问题的先天缺陷
     海发行成立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海南建省后就存在着资金规模小与需要建设规模大的矛盾，资金需求上依赖岛外力量，因此需要建立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二是银行与信托分业管理要求日严，信托公司面临生存问题，特别是遭受房地产泡沫影响的海南信托业，大量信托机构停业，信托机构的债务亟待下家去承接。
     但合并信托公司的举措直接给海发行带来了如下影响:
     (1)成立时即背负大量债务:由于五家信托公司的关系，海发行成立初就背负44亿多的债务以及债务官司。这些债务负担加重了经营压力，空耗公司资源，海发行的违规操作也或许与急于还债有关;
     (2)信托入股资产高估，激化新老股东矛盾:5家信托入股时的净资产经评估为6.31亿元，但并未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存在高估，海发行成立后重新评估，净资产为4.7亿元，如果剔除潜在损失3.62亿元，净资产仅为1.09亿元，由于原有股东资产水分太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新老股东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造成公司后期董事会效率低下。
     除此以外，尽管海发行的股东阵容较为雄厚，但除去省政府和信托公司原有的股东外，其余股东所占比例较小，出手支持海发行的动力不足。同时，公司资源从一开始就存在股东抽逃资本金的情况:开业之初就将到位的资本金以股权做质押向股东发放贷款共计7.88亿元，占到位资本金的66.92%;开业之后，海发行又继续向股东发放贷款1.32亿元，公司资源存在挤占。
     第二次干预:合并城市信用社，重创海发行
     在信用社出现支付危机之时，将信用社并入海发行的确能解燃眉之急，但这一做法对海发行自身来说，合并信用社对自己的规模扩张意义不大，且面临的问题更多，第一，城市信用社的贷款质量太差，原海发行贷款33亿元，其中逾期贷款22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66%，贷款手续不全的有1亿元，占比3%，而28家信用社贷款43亿元，其中逾期贷款42亿元，贷款手续不全11亿元，分别占比
     98%和26%，这对刚从开业之初的债务泥沼中走出的海发行存在较大的压力;第二，信用社并入海发行只是机构间简单的相加合并，没有在统一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原有业务进行重新整合，而且原信用社多于海发行数倍的员工也一并并入，这些员工的经营能力、风险意识都有所欠缺。因此，即使没有后续的挤兑潮，这次的合并行为仍需要海发行花很大的气力进行消化。
     在制定合并信用社的方案时，人行海南分行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海发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向全国的企业募集股金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2)海发行可以在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实行跨省经营，可以突破岛内经营的局限性，有利于逐步消化、吸收现有包袱;(3)海发行拥有省政府这样的大股东，有利于依法收贷;(4)海发行作为商业银行，可以利用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但这些想法的前提，是在海发行运行平稳的基础之上的。很显然，海发行合并信用社不久以后的挤兑潮，直接打乱了这个节奏。
     在《实施方案》中，人行曾对海发行临近年关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甚至丧失清偿能力表达过担忧:资金需求方，1998年春节前，海发行到期的储蓄存款为2.35亿元，被兼并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到期储蓄存款为24.2亿元，被关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为5.94亿元，合计32.49亿元;资金来源方，至1997年9月末，被兼并和被关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及海发行的备付金为3.66元，准备金为8.32亿元，海发行同业存放7.35亿元，同业拆出7.31亿元，但由于净欠同业对方钱，基本收不回来，由于清算关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将对同业债务打折，即使有人民银行政策支持，海发行也很难继续拆入资金。因此，海发行春节前，海发行实际可动用资金仅为12亿元左右，保储蓄支付的资金缺口约为20亿元。
     为此，人行和海南政府也的确采取措施进行预防，主要措施包括:
     (1)允许海发行全额动用存款准备金，可以对网上拆借额度给予支持。如这两项措施还不能应付支付需要，必要时人民银行再考虑给予流动性支持;
     (2)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采取措施整治海南的金融秩序。重点是对那些乘城市信用合作社处置方案实施和海发行承受接收压力之机，高息吸收存款、乱拉客户干扰方案实施的金融机构予以严肃查处。1998年的1月中旬，人行海南分行对海南省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省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6个金融机构，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然而，春节期间无力兑付的传闻致使群众恐慌，“限息政策”致使投机者撤离，这两个原因交织在一起让担忧变成现实，而后期的“限额取款”的操作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公众信任的丧失使得即使海发行后来开到18%利率来揽储也无济于事。当汹涌的挤兑潮来临之际，即使央行最终提供了近40亿的再贷款，省政府动员近7亿元资金进入海发行，海发行在深圳设立分行吸储，都无济于事，挤兑潮直接导致了海发行的倒闭。
     海发行倒闭已过去20年，但它关闭的经验教训仍值得今天的银行学习。考虑到海发行倒闭的自身原因和导火索，我们认为有如下启示:
     不仅是海发行，从美国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到英国的北岩银行，挤兑潮是许多银行破产的序曲。尽管没有熬过挤兑潮的银行多有自己本身经营上的问题，但挤兑潮的确是加速了这些银行破产的催化剂。因此，站在银行角度，需对如何应对挤兑潮做好预案工作，提前防范挤兑潮。挤兑潮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来源于公众对银行兑付能力的恐慌情绪，因此，平息挤兑潮的关键就在于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我们将恐慌情绪的发展分为爆发、蔓延和消退三个阶段，以此进行说明。
     4.1.1、恐慌情绪的爆发
     4.1.1、恐慌情绪的爆发
     传闻的出现是恐慌情绪爆发最普遍的特征，无风不起浪，公众对传闻的相信往往基于一些他们看到的事实，这其中可能包括:(1)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经济环境的恶化或者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存在无法兑付的情况，都可能让公众产生联想;(2)银行存在众所周知的问题，例如经营恶化、债务压力大等:当银行本身就存在令人担忧的经营问题，那么传闻就变成了佐证，容易让人深信不疑;(3)银行的外部支持较少:对于民营企业或可获取外部支持较少的，那么公众对银行无力兑付后遭受损失的预期会更大。
     海发行的挤兑潮爆发于1998年春节前后，除却“限息政策”的原因，主要是市场上出现海发行无力兑付的传闻，(1)、(2)两点在海发行的案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有城市信用社兑付危机的先例在，而海发行合并城市信用社的行为将城市信用社的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同时海发行本身经营上也存在问题。当传闻出现时，公众不可避免地选择相信传闻，恐慌情绪爆发。
     因此对于银行来说，预防或缓和恐慌情绪的爆发主要可以通过:
     (1)对市场上已经爆发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并提前做好压力测试和兑付准备:即使没有兑付危机的可能，既然有前车之鉴，对存在的问题就需要进行防范和纠正。同时，防患于未然，应加强流动性管理，银行可以依据银保监会2018年5月公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和巴塞尔协议等国内国际的流动性管理办法标准，对流动性进行监测和控制;
     (2)提高自身经营能力:银行良好的经营能力是对传闻最好的反驳，这点不仅仅是预防挤兑潮的要求，也是公司长久稳定经营的要求;
     (3)寻求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公众对政府存在天然的信任，公众常将国有银行与政府挂钩，对兑付的信心更强，且一旦爆发兑付危机，银政关系良好的银行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筹措获得帮助。除了政府外，强有力的股东背景也是重要的外部支持来源。因此，特别是中小银行或民营银行，可引入雄厚的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同时维护好与地方政府的银政关系。
     4.1.2、恐慌情绪的蔓延当挤兑潮发生以后，银行的不当措施都会加重恐慌情绪的蔓延，越多的个体加入
     4.1.2、恐慌情绪的蔓延当挤兑潮发生以后，银行的不当措施都会加重恐慌情绪的蔓延，越多的个体加入
     挤兑，银行的兑付压力也就越多。在挤兑潮发生后，较有利的措施是:
     (1)积极寻求外部帮助:我们在恐慌情绪的爆发中提到要有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这一点的做法也是为在恐慌蔓延之际能够寻求到外部帮助做铺垫。尽管海发行还是倒闭了，但省政府和人行的帮助还是起到了缓解作用。挤兑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本身也会驱动政府提供一定的帮助，因此挤兑发生之际，可以积极地寻找政府出面，请求政府背书或间接提供资源，以恢复民众信心和获取资金帮助。
     (2)尽力满足兑付要求，切忌采取可能激化蔓延恐慌担忧情绪的措施:在海发行出现挤兑以后，其限制兑付额度和高息揽储的行为都在向外界传递其无力兑付的讯息，这对公众的恐慌情绪是火上浇油的。尽力满足兑付要求，做到不限额和不限次数，如有能力可采取24小时随时提供取款的措施，同时尽量不做或少做异于平时或其他银行的举动避免公众疑虑。当公众发现自己的钱能够足额收到时，安全感将战胜恐慌感，传闻不攻自破。
     (3)关键还是具有兑付能力:能尽力满足兑付要求的前提是银行自身有兑付能力，海发行发生挤兑潮后的措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没有足够流动资金，所以只能限额和高息揽储。考虑到挤兑潮规模的不可预测，银行除了事前做好流动性管理准备好资金外，其资产端应该备有一些可快速变现或较为优质的资产，优质的资产则是在长期经营中积累而来的。因此，即时的兑付能力来自于公司事前的流动性管理，长期来看，兑付能力来自于公司经营能力。
     4.1.3、恐慌情绪的消退
     4.1.3、恐慌情绪的消退
     一旦银行抵挡住挤兑潮，需要面临的是信任和经营的修复，这都是长期缓慢的过程。短期看，在挤兑潮结束之后，银行可以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比如适当提高储蓄利率、储蓄送礼品等方式招揽客户回流，增加储蓄量，同时重视口碑积累。如果该银行在银行生态中的地位较高，本身竞争能力较强，且挤兑潮事发偶然，则能加快储蓄回流的速度。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发现银行的综合实力是预防挤兑潮的方案中贯穿始终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经营能力、提高银行在当地金融生态中的地位，才能在恐慌情绪爆发时缓和公众疑虑，在恐慌蔓延时提供兑付的输血能力，也能在恐慌情绪消退后使得储蓄尽快回流。
     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是一个大命题。防范信贷风险对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有着不同的要求，而基层信贷人员更多的只是执行上层级的任务，因此，制定风险控制制度、管理统筹的决策层的意识和行为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防范信贷风险时对决策层有以下要求:
     (1)培养自身的风险意识，提高经济素养:决策层的观念会影响到公司贷款发放的制度、投向、规模等各方面。因此，决策层本身需具有风险意识，同时尊重经济规律。海发行的案例主要在周期性和多元化上给我们以警醒。
     重视经济的周期性:海南金融业与单一行业捆绑紧密又忽视周期，导致随着房地产的泡沫的戳破，海南金融业逐渐凋敝。经济具有周期性，银行的信贷往往顺势而为。企业经营绩效向好，融资环境宽松时，银行往往采取激进的策略，降低准入门槛，但一旦经济恶化，就容易产生呆账坏账，这也是银行破产易发生在经济危机时的原因。如果银行的投向又集中于周期性行业，风险进一步放大。
     在理解周期性的基础上，决策层在安排贷款工作时应注意两点，一是整体上，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过热时控制贷款规模，不因经济向好而降低贷款准入门槛。在测算贷款人还款能力时不以当前的经济形式为假设前提，做好压力测试，同时在贷款人的担保品上尽量选择优质稳定的资产，比如如果以存货为抵押，当经济形势扭转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出现产品价格大幅下滑时，其价值将大大损失，因此尽量选择相对保值的担保品。二是注重对房地产、钢铁、煤炭等强周期性行业的防范。在贷款时尽量选择在该行业具有竞争力或者在该地区该行业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在贷后需更密切该行业发展动向。
     注意多元化和分散化:海发行贷款投向的单一需引以为戒。分散化第一是体现在贷款投向的行业上，注意周期行业与抗周期行业的分布，投向多个行业而非仅几个依赖资金的行业;第二是地区上，根据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农商银行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因此地区分散化更多的是针对其他类型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大型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本身布局已较广泛，而中小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立足于发迹地，扩散至全国，在其他省市设立网点，提供差异化服务，防止银行注册地发生系统性风险对银行造成大的影响;第三，对于业务仅能在某一地区进行的银行和大银行在某一地区的支行来说，即使对于当地的重大客户，在授信和贷款上也应谨慎，避免仅依赖于某几个重大客户，对公上积极开拓新客户，同时重视零售业务。
     (2)制定和完善风险控制制度: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制定合理有效的风控制度极为重要。首先，风险制度的设立应该是在制定者本身已经具有风险意识，掌握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的方法和历史的经验制定得来的，这就是我们在(1)中提及到的;其次，制度应做到全面，在流程上，要覆盖贷前信审和贷后跟踪监测的全部过程，统一贷款操作程序，在职责上，要明确各层级的管理职责，让各层级有制度可依;最后，要根据实际操作中的情况对制度进行完善补充，因为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时刻有创新的产品和新的风险点出现，制度要跟得上发展。以上这几点也是海发行所欠缺的。
     (3)合理安排奖惩体系:基层员工激进放贷的动力来自于薪酬与贷款量挂钩，尽管贷款出现问题时，基层员工会受到一定处罚，但处罚既不能弥补不良贷款所带来的资金损失，同时激进放贷的诱惑更大，特别是经济向好时，基层员工的侥幸心理更大。因此，决策层需要合理安排奖惩体系，从重视数量向保质保量发展。一方面，加大对经手贷款无不良贷款或不良贷款较少的员工的奖励和宣传，另一方面，批评和惩处不仅仅以结果导向，在不良贷款发生后才进行处罚，在日常信贷工作中就应严格要求，防微杜渐。
     (4)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合规意识:大银行从招聘到培训往往较为系统，这一点对于中小银行及信用社更需关注。首先，在招聘信贷人员时，提高一定的门槛，注意考察信贷人员的法律意识;通过入职培训和日常学习法律和制度，并增加考核环节，让合规意识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在日常工作中，采取例行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考察工作人员工作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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