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的是，尽管有他精心准备的大量“任洪渊语花”，他浸透了生命感情的词语和声音，还是没有能够像他期待中那样，放射出应有的光。德里达的“Da-”、罗兰·巴特尔的“0”、海德格尔的“此在”，其中任何一个词语，都距离听众太远了。再加上由此而被照亮的老子“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那就更是一个大质量的思想黑洞了。就像他70岁的脚步和10岁的脚步同时踏在平乐镇的乐善桥上，但只有他自己听见了相隔一个甲子的回响一样。他洞穿了“Da-”和“逝”、唤醒了老子和德里达的精彩讲述，更多地只是回荡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却不能推开横亘在他和那么多故乡学子之间的“异代”。好在这种情形对他来说似乎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转而聊起了和刘再复等人的交往，聊起了自己的“80年代”，聊起了一本正经的研究和阐释对他可笑而浮浅的误解。
据说只有鹰的眼睛才能直视太阳，人类只能背对着，或者侧过身去，才能认识太阳。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讲座，不仅对普通的莘莘学子，甚至对我这样缺乏充分准备的眼睛，也构成了巨大的黑暗。反倒是他讲台之下的闲聊、茶余饭后的只言片语，构成了我走近——确实只是“走近”——其生命-诗学世界的林中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