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以为知言。[58]
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这是他的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从上述引文中刘知幾所做的比喻和说明来看，他说的“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上文所说的编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大致属于这个方面。他说的“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上文所说的史书内容、编撰方法、史学功用都与此有关。他说的“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上文所说的撰述原则、史书内容、编撰方法、史学功用都反映出这种器局和胆识。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其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在《史通》中，他以大量的篇幅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也多次讲到善恶必书的问题，而其含义之深、口气之重都超过前者。《直书》篇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59]《曲笔》篇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60]《惑经》篇批评《春秋》有多处“未谕”，如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像这样的论述，《史通》中还有多处，它们都可以用来说明刘知幾为什么如此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他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即所谓“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61]。他也主张史家应当博闻多识，但仅做到这一点是不能成为良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