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读者可能发现这有些过分渲染（尽管这些人将早早地停止阅读）。也许我对那些于外部世界并无多大影响的学院派的狭隘性作了过分的反应——虽然我认为并非如此。另外的人可能指责我，判断带有明显的内在矛盾——甚或是不负责任。如果最高的理想潜在地是最具破坏性的，那么或许谨慎的道路是最安全的，而且我们不应无条件地为授权性的善的不加区别的复兴而欣喜。稍许明智的抑制也许构成部分的智慧。
在两难困境不可逃避，最高的精神追求必然引向破碎或毁灭的假设基础上，谨慎的策略才讲得通。但是，如果我提出最后一个未经证实的断言，那么我想说，我不承认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破碎的两难境地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最大的精神挑战，而不是严酷的宿命。
怎样才能证明这点？在这里，我无法做到这点（或者，说老实话，在任何场合也无法做到）。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因素。那就是我所看到的隐含在犹太—基督教有神论中的（不管其历史上的追随者的记录多么可怕），以及隐含在对人类的神圣肯定的核心承诺中的希望，它比人在无助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要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