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一位一生反美，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太可怕了…陈旧古板生硬没劲…想想十七年电影里得充斥了多少这种“垃圾”（这在当时还属于好片子的范畴），从剧本到摄影到表演和当时的世界水平比不知道“老套”到了何种程度（虽然政治因素摆在那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公平，但一想到十年前都能拍出小城之春、太太万岁就又叹又气）浓浓的脸谱化时代感，尤其国共的那种强烈对比. 国民党反派永远是下三滥、愚蠢、易死的，而我党特务光荣牺牲的时候都要面朝太阳，表情凛然地坚毅赴死半分钟，实在太能抢戏了…要数全片最有戏的当属阿兰，身为反派阵营却不可自拔地爱上男主，这种最能出彩的灰色人物最后居然被安排了这么草率地领便当…唉，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派管你是不是女主角反正必须死就对了. 不过本片在当时应该还是挺让观众开眼界的，毕竟展（批）现（判）了资产阶级在广西山沟沟里喝香槟跳伦巴的腐朽生活《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